印象·高州年例—欢聚、饕餮、人与神

年例是粤西地区民间过年最隆重、最具特色的一个节日，在这边农村素有“冬（至）大过年，年例大过春节”的说法。年例期间，家家张灯结彩，庙地浓妆艳抹，路旁插满彩旗，鞭炮声、锣鼓声、演出声此起彼伏，人潮汹涌，比过年还热闹。但我一直没整明白“年例”对应书面语里哪个词才能表达得“信、达、雅”，这个习俗与很多粤西方言一样，让研究文化的学者们大伤脑筋。在我看来，年例更像一个融合了过年、元宵、庙会等特色的嘉年华，只不过中国人生性含蓄，不像老外的嘉年华那样疯狂，又裸体游行狂欢又群魔乱舞什么的，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搞得异常热闹，让这一带的人民乐在其中，生生不息。

虽然大家都是图个热闹，但年例与元宵、庙会有所不同，它不是大家统一一个时间的，而是跟墟日一样，各处乡村各处例，从年初二开始就有了，一直到二月下旬，你方唱罢我登场，延续差不多两个月。有的地方更甚，到了秋天又做“翻秋”年例，无他，图个热闹，讨个好彩而已。各个庙的年例日大部分都是一天的，至于各处的日期是怎么定下来的就无从考究了，部分说法是“年例”是从冼夫人时代开始的。当时，德昭位重的冼夫人受到乡邻敬重，每逢正月，各地乡邻均邀请冼夫人莅临，这一天就是年例，因冼夫人莅临时间不同，所以各地年例日期不同。但有些隔很远的地方年例是同一天的，古代交通不便，冼夫人总不能一天跑那么多地方吧，所以我更怀疑说不定是哪个先辈一拍脑袋，某天摆个冼夫人的像就算冼夫人到了，又或者决定不了，抓阄定了。如果你刚好有朋友的年例是同一天，却在不同地方，那么就要考量你的安排和应酬能力了。而年例范围的划定，通常是由土地决定的，一般是以耕地为界，如果这一片耕地的历史上归某个庙的土地罩住，也就跟这个庙的年例了，如此看来，现在大家狠批的“土地财政”原来一直都是有传统的，大家都是靠那一亩三分地来过日子。城市化了之后，虽然耕地没了，但庙还是那座庙，人还是那批人，所以年例还是照搞。于是就导致有些地方只隔着一条街，却不是同一天年例的。尤其是这几年，开始收份子钱后，大家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地方的争夺就更加激烈了，无他，和GDP（搞地皮）一样，利益驱动而已。年例钱一般在年例期前半个月就贴出公告来收了，以前是上门收的，这十几年都是自己去庙里交了。不过主动去交的人还不少（不去交的话摆醮的时候道士就不念你的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有念名字，你家的没有，那就等于你赤身裸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下了，所以说这个自愿交款有点绑架的意味），这么算下来也是一大笔钱，而且这基本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据说有年例头（就是这一年负责年例具体事务的人）一次年例就获利几万的，所以很多地方为了平衡起见，都是大家轮流做年例头的。这个事情其实潜伏着一个契机，如果大家的意识更高一些，不仅仅是轮流坐庄这么原始的方式，比如成立一个公选的委员会，再公开明细的收支等等，这就是基层民主的源头了，而且这样的民主更容易被大家接受，更容易根植大家的公民意识。

关于这个年例钱，还有些题外话。年例后一般都会公榜将捐资的大户表彰，以示感谢。这个算很温馨和人性化的，我见过有比较狠的年例榜，就是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然后谁交了多少再填上去，不交的就让名字上空着，这样一来，你都不好意思不交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绑架了。

年例一般在那个定下的年例日前两三天就开始热闹了，各种民间艺术开始粉墨登场，尽献于众。通常都有粤剧（方言叫大戏）、木偶戏（方言叫鬼戏，非物遗产那里写的是傀儡戏）、以及草台班子的“轻音乐” 表演（私底下很粗俗地叫狗乸戏，也就是母狗戏）、归不了类的杂剧、日渐衰落的露天电影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正式年例期那天达到高潮。此外，醒狮班前来舞狮助兴，也是年例日的必备项目。

一般来说大戏和鬼戏都会表演三天，年例日那晚是最后一晚。个别效益好的庙头会表演更多天。大戏是老少咸宜的，鬼戏是做给菩萨看的，但狗乸戏通常就只会年例日那一天晚上才表演，不知道是出场费贵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不上档次，又或者是这些俗不可耐的表演能抓住大家的眼球，留点想象给大家更好。如果有一台狗乸戏在你附近表演，那巨大的音响和声嘶力竭的嚎叫会让你抓狂。不过大家早早来占位子好像更期待这些草台班子的必备节目—艳舞表演，其实那些舞其实一点也不艳，就是几个三点式的姑娘大妈在舞台上搔首弄姿而已，既没美感也没性感，城市年例一般都看不到了，通常是在乡村年例才表演。在这个看A片比看病更方便、脱衣服比脱帽致敬更容易的年代，这些表演其实是很没看头的。但对于大部分文化生活异常缺乏的乡村，这是难得一见的视觉表演盛宴，当然就能引起大家的狂热了。满场是尖叫、口哨、目不转睛，有些老头还看得流涎，很多人甚至跑到后台，掀起帘子看舞娘们换衣服。这些草台班子一般都是来去匆匆的，一来就开始表演，一表演完就走，感觉很匆忙。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赶场，在这里表演完又马上到下一处去表演，趁这个年例季节卖命地多赚点。我曾经在古丁看年例，“轻音乐团”大概晚上9点多表演完就开始打包走人，等我半夜12点多出到山美的时候，他们居然又在山美的路边搭的戏台上表演了，这两者中间的距离是60公里，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如果加上收摊开档的时间，他们其实是很紧凑的。年例养活了不少这些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大部分烂得要命，但有些还是有水平的，主持比CCTV的还会调动气氛，表演也比TVB的那些花瓶烂草们功底厚。我看见过有变脸表演的，非常的精彩，很近距离都没看清楚是怎么忽一下就变脸了的。有些唱歌的也很有水平，只不过那些烂音响、他们自己的定位和我们的先入为主，就把他们比下去了。就如同一个小姐，任凭你多漂亮，在路边店就只能卖50块，到了天上人间，就能卖9K多，其实本质都一个样，环境决定了价格，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水平的判断。

大戏也是分档次的，有县市级的大剧团，也有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无论从舞台的布局、背景的设置、服饰的种类还是演员的素质，都是有差别的。我本不喜欢看粤剧的，但某年路过，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在看台大戏，大叫精彩，骨子里那种国人喜欢凑热闹的劣根驱使我也凑过去看看。这是一个市级的剧团演的，据说此团还去过HK，出过国演出。舞台布局的确不错，后边的背景布也很光鲜，换得也频密，演员也表演得很到位。但一下子吸引住我的是舞台上那两个竖着放的LED显示屏，滚动列出这场戏的简介，演员的阵容，还实时显示演员的唱词。如此一整，也知道演员们唱什么了，也知道这场故事是讲什么了，于是就有了兴趣看下去。估计发展下去，大家都学老谋子，后边弄个电子背景，就更吸引人了，也更炫了。相比之下，一些草台班子就差很远了，LED是不可能有的，就用一小黑板用粉笔写上剧目代替，连背景布都脏兮兮的，不知道多少年没洗过了，各色的生旦净末丑都长得不怎么样，唱腔也一般。但他们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亲民，与台下的群众互动得多些，比较搞气氛，也吸引了不少人来观看。能生存就自然有他们生存的理由，年例多，几个大剧团根本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于是这些临时拼凑的班子就应运而生，而且活得有滋有味，这说明还有他们生存的土壤，群众还需要他们。
不过我最佩服的是木偶戏艺人，他们的技能和执着让人感动。一般来说，一台戏木偶戏基本是一两个人全包，吹拉弹唱，舞文弄墨一手搞定。我在后台看过，他们一般是左手拿一个或者两个木偶，五个手指头控制木头的身躯、眼神、头部和手部动作，右手敲锣打鼓，嘴里还要唱男女声对白，那个本领，绝对不在周伯通的一心二用之下。那些木偶在他们的手里，顿时就有了生气，活灵活现得让人不敢相信下边只有几个手指头控制它，也很难想象这么复杂的动作和声音是一个人同时弄出来的。令人佩服的是，这些表演者基本都是非专业的，主业是农民，有人请了才出来弄一番，木偶也基本是他们自己弄的，这可是一门集合了工艺学、美学、历史、人体工学的学问，雕刻、上色、缝纫，哪个都不是省油的活，还要加上制作者对历史的了解和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木偶才不是一块木头，而有了灵气。尽管看木偶的人不多，场面显得异常的冷落，但他们还是很卖力地表演，问问为何不偷偷懒，答曰：收了人家的钱，就该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二来，这个戏虽然没多少人看，但菩萨在看着呢。从这一点看，他们的敬业精神足以令很多公务员汗颜，而更可贵的是，他们的这种自律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纯朴的意识。

现在虽然木偶戏选上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表演已经日渐式微了。绵延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艺术，如今已经气若游丝，大多处于自生自灭、散兵游勇的生存状态。也许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但陨落更替的背后，是这些传承艺人的悲喜人生与“不合时宜”，支撑这些表演者的，也只有靠年例期赚的一点，又或者纯粹是他们爱好，又或者是他们发自内心对这个艺术的执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我有个隐约的担忧就是，虽然有年例的需求推动应用，又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由于民间艺术一般靠师傅口传心授，学艺周期又长，在日益功利化的氛围中，又有几个人可以沉得住气来认真学习？在日渐浮躁的快餐文化中，又有多少人可以静下心来欣赏这些艺术？尤其是文化这些需要长久的积累和历史的沉淀的东西，谁又肯去做那颗沉淀的沙来做铺垫？传承的后继乏人，正使这些传统艺术面临失传和灭绝的危险。但愿不是等到它们变成了化石后，我们才记得它们，才懂得去观瞻。

一扯到现实就太沉重了，年例本是个轻松闲散的节日，所以还是说说年例的热闹吧。年例的原本的主旨是敬神、游神、摆醮、祭礼社稷，祈祷风调雨顺、百业兴旺、国泰民安。一村过年例，周围村庄群众都来看热闹助兴，家家户户大摆宴席招待亲朋戚友，不论是否相识，一律热情款待茶饭酒菜。所以年例的两大重头戏就是游神摆醮和吃吃喝喝。摆醮就是全村的人都集中到庙地，将桌子摆好，菩萨摆好，将各自的鸡鸭鱼肉这些贡品放自家的桌子上，然后道士就开始装神弄鬼，念念有词，大家再顶礼膜拜，集中烧炮。不过这个礼节好像在很多地方都不搞了，个中原因很多，估计有一个就是大家的生活水平上去了，鸡鸭鱼肉这些再摆出来就索然无味了，大家就懒惰了。如果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年到头就这么几次吃鸡，有这么个显摆的机会，当然是非常热衷于炫耀给人家看，自己家的鸡多肥，贡品多么丰富，别人羡慕的同时，自己也可以大快朵颐，一举两得。到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小孩子哀求奖励他不吃一顿饭的时代，这个的确是显得有些鸡肋。还是那句话，这些事情其实更多的不是做给菩萨看的，而是做给活人看的，自己觉得珍贵的显摆。就如以前龙眼20多块一斤，送给别人是件很豪气的事情，现在4块多一斤，就觉得送不出手了。龙眼没变，变的是价值，以及人为加在它身上的附加价值。就如前几年我们还显摆手机，现在看看谁还显摆这个东西？

摆完醮就要开始游神了。游神就是将原本呆在庙里的菩萨抬出来，沿着这个庙的地域巡游一番，出行的阵势就是县官出巡的翻版，鸣锣开道，肃静回避，前呼后拥，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一些肥点的庙宇更加会有舞狮或者飘色跟随，搞成了十足的狂欢节的游行。扛旗的基本都是小学生，他们是最开心的，因为年例的时候，他们可以大明正当地跟老师请假，然后跟着队伍热闹一番，相比整天呆在课堂里无异于一次小解放。

生活水平改善了，菩萨也跟着升级了。以前的菩萨又旧又小，是让一个人抱着出来的，现在的菩萨基本各个都身光颈靓，衣着光鲜，牛高马大，而且基本都有四个轮子推着出来了，或者是坐轿子出来的，那些轿子居然是用不锈钢焊接的。夜晚出巡的话，菩萨的车上还有光管，那个阵势让我想起在阳朔看老谋子的印象·刘三姐，只不过老谋子的人更多，用的更多高科技而已。所以说，菩萨其实是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环境想象出来的，什么人、什么社会现实就有什么样的菩萨。

从菩萨的出游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和国人哪种信仰的实用性。出游的菩萨种类繁多，土地、观音、关帝、冼太夫人，还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大家和平相处，共同接受大家的膜拜。也从来没听说过你们村信这个菩萨，跟我们村的不同，我们就要灭了你这样的事情，中国人的包容性和兼收并蓄的特征在这个方面表露无遗。如果愿意，甚至一根木头也可以是神，这个在农村并不少见。民俗性的鬼神观念与理性的宗教观念重叠与交织，造成了现在信仰的温和性、多元化和弱排他性。不过这种信仰更多的是一种迷信，跟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宗教是一种精神控制，全身心地投入到那种信仰中去，无条件地为之付出。而这种迷信，大都带有一种功利色彩，基本都是一边烧香，一边要求神灵为自己办一些难办的事情，带有极强的实用性——也的确如此，通常都是临急抱佛脚的居多，平常就懒得去烧香了。林语堂说过，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但时至今日，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含混不清的泛神信仰，宗教归属感是比较低的。根据国民的功利性推测，国人更擅长把这种信仰当做人与神的交易，而非人对神的责任与敬仰，更非一种心灵的洗涤。就是俗话说的到什么庙烧什么香，哪个菩萨灵就拜哪个。究其原因，我想跟宗教的供给有关系。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为有着强大的宗教体系，其教义早已深深融化于日常生活，人们将一切问题都交给同一个神（上帝或者真主）就够了，不必为每件事情再去寻求趋避的方法。它的代价是，信徒必须时常做一些规定的仪式，用来配置浇灌宗教信念，而且信仰比较专一，甚至排他性很强。但中国人总体上来说，从来就没有全民性的宗教情怀，人们习惯于见庙烧香、遇神磕头，即使早已有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人们在敬拜她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其他神灵，哪怕只是些花妖狐怪的小毛神。儒释道三教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学者的区分，在民间他们是一体的，反正多一个护佑就多一份保险，总没有坏处。说到底，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离本能还很近，没有更多的装饰和提升，因此很少升华出那种庄严神圣的宗教体验，人们在信仰上是多元的、无序的，所以中国的信仰才如此丰富多彩。虽然这样显得有些功利，有些芜杂，却有一种平等宽容、质朴丰满的气象。但现在社会的信仰迷失，于是就出现了宗教巫术化的倾向，不仅仅是纯功利信仰那么单纯了，这个是个不好的苗头。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国家层面上的宗教供给问题了，远非我们所能解决的。

年例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吃，呼朋唤友，觥筹交错，好一番热闹，所以高州人年例期叫人家来都是说“过来食年例”。更重要的是，年例并不是让人左右为难的“高价饭票”，去吃大餐是不用给红包的，最多带点水果而已。虽然高州的民风淳朴，很多喜事也是不收红包，撕个角给回你，就当是礼到了（我至今认为制定这么一个不合常理的礼节的先人要么是个大富豪，不缺钱，要么就是个极端分子，恨钱），但起码要准备红包，因为说不定有些的礼数是先收了，再回八九成给你的，没带红包去就太失礼了。年例连这个手续也省了，大明正当地光身去吃大餐的，套用朋友总结的一个词：裸吃。而且年例吃饭没有别的喜庆酒那么多礼节，更像是一场朋友聚会，喜欢的话，坐下就吃，吃完就走，你去吃了主人家就高兴了。年例菜基本是大鱼大肉，而且分量都比较大，也有些人家也用打火锅代替，在寒冷的二月这个似乎更实用，不过好像不如这么大盘菜来大快朵颐过瘾，所以在高州有个很有特色的词汇：年例菜。如果要做一席酒，不知道怎么做，告诉师傅说做年例菜，师傅就晓得怎么给你弄出来了。如果不加控制大吃大喝这些高脂肪高蛋白年例菜话，一个年例期下来，保管可以重几斤。

不过现在物质丰富的年代，早已经没有人在意那一台菜有什么了，真正去狂吃滥喝的也少了，年例也早已经逐渐褪去迷信的色彩，成了大家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一个联系的纽带。但与其它任何东西一样，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上了国人那种攀比和炫耀的习性，人们承认或者不承认地将它当做是展示自己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关系的舞台，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软实力”。谁的菜色多，谁请的朋友多，谁的排场够大，谁门口停的车多，都若隐若现地在较劲，社会现实的反映。

年例极大地推动了地摊经济的发展。一到年例期，到处是地摊，卖什么的都有，那些商贩也嗅觉灵敏，哪里有年例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每次他们都能准时出现。但地摊良莠不齐，而且是劣质的东西多，让你防不胜防。通常卖水果的造假最多，一箱水果有很多猫腻，比如一箱中间空几个的，以次充好的，造假方式层出不穷。我也很佩服卖水果的手势麻利程度，你明明盯着他挑的，但买到手还是有几个坏的，那手势比刘谦的动作还快。农村地摊的东西更多，跟北方的庙会有得比，这对于平常相对缺乏小商品的农村来说，无异于一次广交会，特别是小朋友们，更是对眼花缭乱的小玩意垂涎三尺，虽然这些小商品大部分是三无产品。

这边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年例期对平常一些所谓的严管对象大赦，比如说无牌小贩，比如说占道经营，夜半扰民等。这个时段是没有城管去查走鬼的，没有工商去查你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没有环保去查你的音量有没有超标的，也没有警察去查有没有涉黄演出的，各种神秘的“相关部门”都偃旗息鼓，大家尽情狂欢即可，就如这边婚车可以冲红灯的潜规则一样。不过现在新规定出来了，婚车也不能盖车牌，不能冲红灯了。看新闻报道，城管也在年例期间去查各种违规行为了。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规则面前没有特例，没有特权，才是和谐社会。

年例无异于一次“春季运动会”（春运），小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临时迁徙，肯定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塞车，交通瘫痪。有一年我就在府前路塞了两个钟头，动弹不得，恍然之间以为在广州开车。很诧异高州居然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路却那么的窄。而且年例期间很多人都是酒驾的，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因素，交警也是左右为难，抓人吧，扫人家的兴，而且基本都是团伙出动喝酒的，说不定还因此引发群殴；不抓吧，酗酒的司机还真不少，威胁颇大。但面对汹涌的人流，又能抓几个？所以说，还得靠自律，靠素质。

年例多多少少也反映了社会的一些变迁，甚至是轮回。有一段时间官方说年例是封建迷信，是落后思想，禁止搞一切与之相关的活动，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甚至极端到去炸人家的庙宇。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还是由官方宣布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需要保护了。有这个光环罩住，也什么都可以搞了。其实想想也是，现在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多少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因为也只有迷信才能让人迷这么久，让人信那么长。正如著名的社会文化专家赵书说：“民俗是什么，民俗是人们的共同约定，比如十几亿人同时吃饺子，同时吃元宵，同时吃月饼，这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力量，是一个民族能够团聚的力量。所以说民俗这个文化只有时间差别，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也不是良俗与陋俗的差别”。民俗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间的，也是无形的潜意识的，其力量也是巨大的。想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力量去制止民俗的做法是笨拙的，也是无效的。

从年例的兴旺和一些法定传统节日的式微忽然想到我们目前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与做法。从中国传统节日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节日实际上是以民众为主体、自我娱乐、参与性极强而且是发自内心、自己组织的民间活动，与政府或者说社会安排的旅游黄金周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显然更加自然，更加贴近民众，群众更加喜闻乐见。说白了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热闹的时间，再加那么一点乡土气息，亲近就可以了。反观现在的某些节日，官方搞那么些活动总让人感觉跟群众太脱离了，有点人为拔高的意味，另外一个角度也暴露了组织者的苍白与急功近利。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游戏中：争夺名人故里，却对名人文化鲜有保护；对粽子食品精美装饰，对它的历史起源却不闻不问；龙舟竞技，却不是为了那严肃的纪念。所有的这些，只为博得背后那可观的经济效益，没人去关心这些节日的深刻内涵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节日不但需要制度的保护，更需要民间化、大众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来自民间，民间土壤才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如果失去这块土壤，没有历史源流的文化，又能带领我们走多远？我不希望若干年后，当我们跟后辈说起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们浅薄到只晓得那是法定假日，而不是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